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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回重审案例: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对外借款不能认定是某一方借款

发布人:法言法语 :2020-05-16

【裁判要旨】夫妻存续期间的对外借款,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只判决由一方承担。


梁立民间借贷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一中民提字第03431号

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梁立,男,1966年9月7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琦,男,1960年1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展,北京市中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菲菲,女,1962年1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苏轶峰,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健,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梁立因与被申请人王琦、陈菲菲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2)海民初字第3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2013)一中民申字第13554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梁立、被申请人王琦之委托代理人高展、被申请人陈菲菲之委托代理人苏轶峰到庭参加诉讼。

梁立在原审中诉称:2010年2月10日王琦在我家中手写协议向我借款42万元,同时约定如在2010年2月底前未能偿还欠款,王琦自愿将某处202室房产交由我全权处理售出,销售得款偿还给我。2010年2月25日,王琦书写协议再次向我借款40万元,同时约定将某处202号的房产证作为担保物抵押,借款时间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如王琦到期未能全额还款,我有权出售此房产。2011年1月28日在厉光公司,王琦向我借款24万元并写有借条。2011年1月28日由王琦拟稿,双方就关于王琦借款和双方过户房产一事作出约定,将上述房屋解押后过户至我名下,费用由王琦负担。2010年8月,王琦打电话向我借款,因当时我在桂林,故我委托厉光将我放在其处的10万元借给王琦,王琦写有借条。陈菲菲原系王琦之妻,王琦向我借款时不仅仅用于做生意,其中24万元是因王琦之母去世及其姐回京使用,陈菲菲应与王琦共同承担以上债务,故王琦应与陈菲菲共同还款116万元。因未偿还上述借款,我诉至海淀法院,要求王琦与陈菲菲共同偿还债务,经海淀法院审理,于2011年10月13日作出判决:判决王琦向我还款24万元,驳回我的其它诉讼请求。我因不服海淀法院的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王琦于2011年11月30日再次向我书写借条,确认其共欠款100万元,故案件发回重审,现我要求王琦、陈菲菲偿还借款100万元,诉讼费由二王琦、陈菲菲负担。

王琦在原审中辩称:2010年2月10日我向梁立出具42万元借条一张,是我在此之前向梁立多次借款的汇总,实际借款数额为40万元,另外2万元是利息,约定在2010年2月25日之前还清。期满时,我因经营困难希望继续借用这笔钱,梁立表示要么还钱,要么证明我有偿还能力,我就给梁立出示了农行40万元的存款单。梁立继续将这40万元借给我使用,双方重新订立借款协议一份,我让梁立将2月10日借条撕毁,但梁立仍保存着。因我未还清2月25日借条上所欠的款项,故对利息进行了约定,每月4万元,因此书写了2011年1月28日的借条,事实上,我并未借这笔钱。2010年8月23日,我向梁立借款10万元,因梁立不在北京,梁立让我从厉光处取款,厉光仅给了我7万元,另外3万元为利息。在借款期间我陆续还款26万元,应当予以扣除,因我担心陈菲菲与我离婚,故我没有把向梁立借款的事告知陈菲菲,该笔款项系我借取,用于做生意,应由我个人偿还。梁立起诉后,经海淀法院判决我偿还其借款24万元。因梁立不服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8月,我到新单位工作,梁立因找不到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前妻和儿子,干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为了使他们免受干扰,我与梁立见面,我告诉他,我还不了钱是因为我的原因,我还赔掉东直门一套房的卖房款和陈菲菲的一套住房。我现在找到工作,挣到钱就有能力还款了。梁立不相信我找到工作,我就让他见了我的老板雷贯灵。雷总对于我借款的事情都理解,也表示会适当帮我。梁力一定让我给他写一张一百万的欠条,否则,他就不能让我安心上班,也不会让公司正常运转,还会到我儿子的单位滋事,我在其威逼恐吓下,无奈写下一张不是出于我真实意思且内容并不完整的欠条。我不同意梁立的诉讼请求。

陈菲菲在原审中辩称,王琦自1994年做生意以来,经常由于经营不善向我们双方父母甚至朋友借款用于资金周转,我多次劝其踏实生活,但其根本不听,借款之事屡有发生,直至2005年初用其母的拆迁款还清最后的债务。后来他为做生意,将其父赠与其东直门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又因经营亏本,连利息都无法偿还。因我母亲怕其拖累我,替他还清了欠款和利息。我已和王琦离婚,我们双方经济互不干涉,我不知道王琦在外借款的情况,直到梁立打电话,说王琦向其借款几十万,我才得知此事。无论梁立所述借款是否属实,都是其个人所为,不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我也从未收益,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立向法院主张王琦拖欠其四笔借款:

一、2010年2月10日,王琦向梁立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今借梁立人民币42万元整,于2010年2月25日前还清。如果在2010年2月底前未能偿还,本人王琦自愿将某处202室房产交由梁立全权处理售出,销售得款优先偿付上述欠款,余款退给王琦。如在处理房产过程中,由于延误等原因给梁立造成经济损失,由王琦承担(处理过程如不超过2010年3月25日,则王琦承担最多不过5万元的损失赔偿,如超过此期限则王琦应承担相应的追加的损失赔偿)”。

关于上述借款的付款情况,在原审法院2011年5月10日庭审中,梁立称借款42万元中的22万元其于2月10日以现金方式给付,剩余20万元是在2月10日之后一、两天通过其工商银行帐户汇款至王琦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帐户;王琦称借款本金40万元是通过汇款方式给付。在原审法院2011年7月12日庭审中,梁立又称该42万元全部是以现金方式给付,先签的借款协议,后分两次给付,一次20万元,一次22万元;王琦则称2009年11至12月期间其向梁立借款两笔,一笔20万元,另一笔具体数额记不清了,梁立均以转帐方式给付,2010年2月10日双方把两张借条撕毁后对这两笔借款重新签订的借款协议,本金和利息共计42万元。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12日再次询问双方,梁立表示其以现金形式于2010年2月10日当日给付王琦现金22万元,第二次给付20万元。王琦表示其向梁立借款42万元,但该笔款项系之前欠款的总和,而并未收到梁立给付其现金,书写借条之前的款项也非一次借贷,而是多次,均以转账形式,其中一笔为20万元,其余的转账分几笔,均记不清转账的时间和金额,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王琦分别于2010年3月31日、4月26日、6月1日、6月24日、9月21日、11月13日向梁立账户内存入4万元、4万元、4万元、4万元、9万元、1万元。王琦称以上共计26万元的汇款系其对上述借款的还款。梁立认可收到26万元,但称与案件无关,26万元是对其另行借给王琦20万元及6万元利息的还款,就此其于2011年8月9日提供了2009年11月9日其向王琦账户内转入2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王琦称2009年11月9日汇款凭证中的20万元包括于上述借款协议的本金40万元中,不存在另外借款20万元及6万元利息。

二、2010年2月25日,梁立与王琦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今王琦向梁立借款40万元整,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借款起始日从梁立将40万元打入王琦工商银行信用卡(×××)内之日起计,至顺延6个整月止。到期前须全额还款。为保证双方借还款的顺利进行,王琦将其名下之北京市某处202室之房产证给予梁立作为担保物。如王琦到期未能全额还款,梁立有权在王琦同意的价格条件下(以王琦同意价140万元将此房产出售,如因为价格原因不能成交,王琦同意出售日起每5日售价调低3万元直至售出。若由此产生了还款延误,王琦同意承担最多5万元的损失费用给梁立)出售该房产,出售所得款项优先还欠梁立之款项,余款归王琦所有”。在该借款协议下方,签署标注有“梁立已于2010年2月25日将40万元汇款给王琦,特此为证”,双方于2010年2月27日分别签字。

关于上述款项的付款情况,在原审法院2011年5月10日庭审中,梁立开始称该40万元是从其工商银行帐户转入王琦工商银行信用卡帐户,在王琦提供其借款协议约定的打款账户的查询牡丹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后,梁立改变陈述为4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给付王琦。在原审法院2011年7月12日庭审中,梁立又称该40万元是在2月25日当天以现金方式给付,当时其问王琦刚借的42万元呢,王琦称42万元已存在卡中,准备给山东打过去,并给其一张日期为2010年2月27日、户名为王琦、金额为42万元的现金开卡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该单下方有王琦于2010年2月28日书写的“王琦已收到梁立汇款人民币42万元整”字样;王琦称未收到该款。对梁立提交的42万元的存款业务回单王琦称其为了向梁立证明其有还款能力以便再向梁立借款,故而向格尔公司借款42万元,该42万元与梁立无关。就此王琦提供了收条、借据及证人董×证言,董×证实其为青岛东海伟业实业有限公司的格尔品牌事业部总经理,王琦为格尔品牌的北京代理商。2010年2月25日,王琦从北京开车到公司找其借款,王琦称因经营仍在投入期,有一笔借款即将到期,借款方需见到他账上确有42万元才能续借6个月,为此想跟公司借款周转,其同意了王琦的要求,因王琦以个人名义从公司借款有诸多不便,2月26日,其以个人名义向公司借款42万元,2月27日其和公司财务宋振昌及王琦一起到胶州农业银行当场提取现金42万元,并让王琦在柜台用此42万元办理一张银行卡(×××)。2010年3月2日王琦通过转账方式将40万元打入宋振昌账户,其补了2万元还给了公司,其垫付的2万元是王琦几个月后还其的。在2012年7月12日庭审中,梁立表示其并未以汇款的形式向王琦付款,而是以现金的形式向王琦付款,王琦予以否认,表示该笔款项系其需继续借用2010年2月25日书写的借条上所涉及的款项。王琦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上述协议中约定打款账户的查询牡丹卡账户历史明细单,该单中无40万元汇款的记录。

三、2010年8月23日,王琦向厉光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厉光同志人民币10万元整,于2010年9月15日前归还”。厉光出具证明载:“2010年8月中旬,梁立打电话让我把他放在我这里的10万元人民币于8月23日借给王琦,并且写了借条,并注明于9月15日前还清,至今未还”。王琦对借条及证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确认该借款实际是王琦向梁立的借款,因借款时梁立不在北京,故梁立委托厉光将其放在厉光处的钱交给王琦。

关于上述借款的付款情况,梁立称厉光给付王琦现金10万元;王琦在原审法院2011年5月10日庭审中称,除了从厉光处拿的10万元外其他都是银行转账,但在原审法院2011年7月12日庭审中王琦又称厉光以转账方式实际给付其7万元,但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2012年7月12日庭审中,其只收到7万元,其中部分为现金,部分为转账,但王琦未就此提供证据。

四、2011年1月28日,王琦向梁立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梁立人民币24万元整,于2011年3月28日前归还”。同日,双方签署了协议书,就王琦借款和原双方商定的房产过户一事做了具体约定,但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

关于上述借款的付款情况,梁立称该24万元是以现金方式给付王琦;王琦称未收到该款,表示该款系因其未偿还2010年2月25日所涉债务,因此产生的利息,即自2010年2月25日至2011年1月28日期间的利息,每月4万元,因之前有还款,故经核算尚欠利息24万元。

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据王琦的申请查询了王琦名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及梁立名下工商银行的账户情况。其中王琦名下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于2010年2月28日支出4万元为现金取款,无法核对收款人是否为梁立。王琦名下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在2010年2月间无40万元汇入。

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梁立表示其在以前开庭过程中陈述其向王琦支付的借款形式为现金和汇款,在原审开庭过程中变更陈述为:其向王琦支付的借款均为现金,汇款系其它资金往来,与借款无关。对此,王琦不予认可。梁立就其变更的陈述未向原审法院出具充分证据。王琦在多次陈述中内容发生变化,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

原审审理中,梁立申请对王琦名下位于北京市某处202号房屋进行保全,经查询,王琦已于梁立提出保全申请前将上述房屋出售。

陈菲菲与王琦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7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5月10日经海淀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中双方约定:双方各自债务各自承担。海淀法院审理中,梁立认可除24万元借款外其他借款均因王琦做生意所借,就上述24万元借款,梁立称用于王琦之母去世及其姐回国,王琦、陈菲菲不予认可,梁立亦未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王琦在庭审中认可上述借款均系其个人做生意所借。

梁立在原审庭审出具新证据:王琦于2011年11月30日书写的欠条:“王琦兹确认欠梁立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梁立以此证据证明王琦现欠2010年2月10日、2月25日、3月25日、8月23日借款总额为100万元。王琦表示该借条系梁立胁迫其书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向原审法院出具充分证据。梁立亦表示双方除本案涉及的四笔债务,双方无其它债务纠纷。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借款协议、借条、协议书、欠条、银行查询单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合法的借款关系受法律保护。案件争议的焦点为梁立与王琦之间的四笔借款,梁立虽然在最后一次庭审中陈述其支付给王琦的借款均为现金,但与其之前表述的给王琦支付的借款方式前后不一致。根据上述四笔借款所签订的借款协议或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借款协议或借条均不属于实际借出款项的履行凭证,应由梁立就款项的实际给付承担举证责任。

一、关于2010年2月10日王琦书写的42万元的借款协议,梁立未就其实际提供借款42万元提供证据,且其在原审两次庭审中对给付方式陈述不一,但王琦认可收到借款本金40万元,故王琦应当偿还该笔借款40万元。王琦向梁立账户的汇款26万元,梁立虽否认为该笔借款的还款,并于2011年8月9日提供了2009年11月9日其向王琦账户汇款20万元的凭证用以证实26万元为其与王琦之间其他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还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借款协议中42万元的实际履行。而王琦在梁立出示该20万元的凭单之前于2011年7月12日庭审中对借款协议的形成所做陈述与梁立出示的20万元凭单相吻合,故原审法院认定王琦向梁立账户汇款26万元为其对借款40万元的还款。

二、关于2010年2月25日双方签订的40万元的借款协议,首先双方在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梁立向王琦工商银行信用卡的打款账号,且在2010年2月27日双方签字确认梁立已将40万元给王琦亦写明为汇款,但根据王琦提供的双方约定打款账户的查询牡丹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及原审法院查询的王琦该账户的明细单,王琦信用卡账户内并无40万元款项的汇入;其次梁立在2011年5月10日的庭审中在王琦出示约定打款账户的查询牡丹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前后对40万元的给付方式陈述不一;在2011年7月12日的庭审中梁立对其付款40万元事实经过的陈述与其提供的王琦名下现金开卡42万元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在时间顺序上相矛盾;另外,根据双方在2012年7月12日的庭审陈述,梁立陈述的付款方式与借款协议及2010年2月27日王琦的开户凭证上约定的“汇款”的付款方式不符,且梁立无证据证明其变更了付款的情况,王琦否认收到该款,故梁立要求王琦偿还该笔借款,在其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履行了向王琦支付借款的情况下,其现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2010年8月23日王琦向厉光出具的10万元的借条,双方确认实际为梁立向王琦的借款,故原审法院对于梁立向王琦出借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法院确认上述债务的债权人为梁立。王琦在两次庭审中对该笔借款的数额及给付方式陈述不一,但其对梁立提供的厉光书写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王琦应按照借条约定的数额向梁立偿还借款10万元。

四、关于2011年1月28日王琦书写的24万元的借条,王琦否认收到该款,梁立未对其已实际提供借款提供证据。根据该借条记载的内容,该借条亦不属于实际借出款项的履行凭证,故梁立要求王琦偿还该笔借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一争议焦点在于,2011年11月30日,王琦在法院审理终结后上诉期间为梁立书写的欠条性质应如何认定。结合案件发展的前后时间顺序,法院已判决王琦所欠的金额为24万元,虽梁立不服,提出上诉,但其仍与王琦就该四笔债务私下进行处理,王琦称系受梁立胁迫书写欠条,虽未提供充分证据,但王琦在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仍然向梁立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欠条的行为有悖常理。梁立表示欠条上所确认的金额100万元,系对诉争的四笔债务的确认,根据原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债务的审查,确认的借款发生金额为50万元,不能确定借贷金额为100万元。原审法院对该欠条是否系王琦真实意思存疑,故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王琦向梁立的借款虽发生在其与陈菲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现双方均无证据证实王琦向梁立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梁立在案件审理中对于除24万元以外的款项均表示系王琦个人经营用借款,而争议的24万元并未被原审法院认定为借款,故梁立要求陈菲菲共同偿还王琦所借款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琦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梁立借款人民币二十四万元;二、驳回梁立其他诉讼请求。

申请人梁立再审诉称,1、2011年5月10日本案在复兴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同日,陈菲菲与王琦在复兴法庭调解离婚。原审法院将王琦与陈菲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向梁立的借款,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是王琦个人向梁立的借款,与我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2、2011年11月30日,梁立与王琦对账后,王琦确认其欠梁立100万元的事实。对此,原审法院未依法认定此欠款的事实。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再审或依法改判;由王琦、陈菲菲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申请人王琦再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梁立的再审请求。王琦出具的100万元的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是在原审判决之后出具的,有悖常理,也不排除讨债过程中出现胁迫的情况。

被申请人陈菲菲再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王琦未经陈菲菲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收入并未用于共同生活,应当是其个人债务。故不同意梁立的再审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3563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郭 勇

审 判 员 金 莙

代理审判员 孙 锋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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