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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深圳市十大典型行政案例(上)

发布人:法言法语

2019-07-17 22:24:26

No.1张某诉深圳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No.2广东深汕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No.3大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财政监管行政处理决定案

No.4樵某诉南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决定及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No.5袁某丰诉福田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立案决定案


案例一 张某诉深圳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29日,张某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要求公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报送的《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东部环保电厂)上坑塘场址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研究(送审稿)》、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上述项目和文件的书面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上述项目和文件的书面文件。

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答复,内容为:“张某:经审核,您申请公开的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报送的《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东部环保电厂)上坑塘场址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研究(送审稿)》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上述项目和文件的书面文件,属于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内部沟通、研究、审查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相关事宜中产生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关于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上述项目和文件的书面意见,建议您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出咨询或申请。”张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对于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行政机关依法应当公开。

本案涉及到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东部环保电厂)选址与规划相关信息,深圳市人民政府承认收到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书面申请,并也作出了审批。该审批是否等同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对该项目的批准决定,应当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来承担举证责任。但深圳市人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公开其作出的最终审批,另一方面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深圳市人民政府对该项目的批准决定与上述最终审批不属于一个文件。故其针对张某的第三项信息公开申请,并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信息公开职责,其以过程性信息为由不予公开,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判决撤销深圳市人民政府针对张某的第三项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不予公开回复;责令深圳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裁判规则

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而不属于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的文件,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例是判决深圳市人民政府败诉的一宗信息公开案件,体现了行政审判的公正性。


案例二 广东深汕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15年,广东深汕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汕某公司)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汕合作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约定深汕某公司投资3500万元人民币兴建建材物资市场项目,选址占地面积约10000㎡,深汕合作区管委会按程序尽快公开出让土地并提供其他投资服务,深汕某公司应通过公开“招、拍、挂”交易方式取得上述土地并在合作区注册全资子公司,签订用地合同。之后,深汕某公司依约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深汕合作区土地储备中心将项目选址所在土地出租给深汕某公司短期利用一年,合作区发展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向深汕某公司核发了投资项目备案证。深汕某公司进行了部分投资建设。2017年,深汕合作区有关部门先后通知深汕某公司,以超期非法占用土地进行违法建设为由,决定收回短期利用的土地,要求恢复原状限期交还土地。深汕某公司认为其系依照深汕合作区管委会的安排使用土地,要求继续履行《项目投资协议》,或服从规划调整另行安排用地并补偿损失。经多次协商,双方未能形成解决方案。深汕某公司遂对深汕合作区管委会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深汕合作区管委会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深汕某公司协商一致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项目投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协议没有违法无效的情形,双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和《项目投资协议》的具体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深汕某公司书面要求继续履行《项目投资协议》后,深汕合作区管委会未作出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和采取实际履行行为,深汕某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深汕合作区管委会继续履行与深汕某公司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

裁判规则

企业与政府签订的招商引资行政协议,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应当践行法治要求和契约精神,建设和保障优良营商环境。

典型意义

深圳市法院审结首宗以深汕合作区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


案例三 大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财政监管行政处理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30日,大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某公司)向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就“探地雷达综合检测车采购”提出质疑,质疑事项为供应商武汉某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某公司)自身没有探地雷达研制能力也没有探地雷达产品,该公司提供的招标文件中关于其多通道雷达主机及天线产品资料均是虚假的。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于2016年8月19日组织专家就大连某公司投诉组织复评,《专家评审意见表》中可见“依据武汉某公司提供的承诺函,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质疑无效”等意见,评议结果为“维持原评标结果”。2016年8月30日,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作出答复,没有支持大连某公司的质疑请求。2016年9月24日,大连某公司向深圳市财政委员会递交投诉书。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将大连某公司的投诉书转交给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及武汉某公司。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回函给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称,其并无新的意见。武汉某公司对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转交的投诉书并未回应。2016年10月31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书》,驳回了大连某公司的投诉。大连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涉案的探地雷达综合检测车采购项目招投标文件中明确规定产品拒绝进口,大连某公司认为项目中标人存在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行为,向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提出投诉。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在接到投诉材料后,向被投诉人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和中标人转交了投诉材料,但一方面中标人没有作任何回复,另一方面,被投诉人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回复函也没有对投诉书的内容作针对性回应。在此情况下,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未对大连某公司投诉材料中提及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调查,就直接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判决撤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的投诉处理决定,责令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对投诉重新作出处理。

裁判规则

法院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既进行形式性审查,也坚持进行实质性审查,对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没有全面、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典型意义

近期出现的食品安全、疫苗事故等社会热点问题,都与行政机关监管长期不到位有一定关系。本案给行政机关不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敲响警钟。


案例四 樵某诉南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决定及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之前,青海某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某公司)根据青海省食药监管部门发布的《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以“中药饮片”名义取得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药品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经营。2014年6月2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复函青海省人民政府,将冬虫夏草纯粉片作为该省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品,要求参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组织生产,同时要求撤销《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4年7月18日,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告停止执行《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但青海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仍继续沿用此前以“中药饮片”名义获得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并在产品标签上予以标示。

2015年4月29日,樵某向南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南山食药监局)投诉称其购买的“冬虫夏草纯粉片”属于没有炮制规范的“中药饮片”,为假药。南山食药监局经调查,认定“冬虫夏草纯粉片”为青海省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品,不属于药品,且定性尚不明确,决定不予立案。深圳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了不予立案决定。樵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青海省和国家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均已明确不再将其作为中药饮片监管。因此,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商品标签上仍沿用中药饮片的药品生产许可,明显涉嫌违法。南山食药监局依法应当立案查处。

其次,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作为可服用或食用的产品,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生产许可。而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关于不纳入现有食品、药品生产许可监管体系的可服用或食用的“试点产品”认定和许可生产的明确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定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为试点产品,不仅导致该产品食品、药品的属性定位模糊,而且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许可该产品作为试点产品进行生产,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复函,在性质上不能视为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的合法生产许可。

第三,涉案冬虫夏草纯粉片属于可服用或食用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产品。南山食药监局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其所承担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责中本身就包含对相关产品属性作出判断和认定的内容,不能以无法对冬虫夏草纯粉片归类定性为由,让该产品脱离现有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范围。判决撤销南山食药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及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南山食药监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裁判规则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可服用或食用的产品,不得以产品的食品或药品属性不明确为由,拒绝履行其负有的食药监管职责。

典型意义

冬虫夏草纯粉片曾以积草之名在央视上大力宣传,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本案从法律角度对其合法身份提出了质疑。


案例五 袁某丰诉福田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立案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5日,袁某丰举报称,被举报人深圳市某科技公司涉嫌价格欺诈。福田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后,于2016年5月4日派出执法人员到该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已搬离注册地址,下落不明。福田市场监管局随后以被举报人下落不明,举报的违法事实无法查清为由,对袁某丰的举报决定不予立案,并书面告知袁某丰。此外,福田市场监管局还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将被举报人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将该案件线索移交天猫网所在地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督管局处理。袁某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福田市场监管局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一方面,相关商事主体的实际经营地与注册申报的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情形时有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据此得出相关当事人下落不明的结论。

另一方面,本案的被举报人系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网络交易经营者。福田市场监管局在注册地址无法查找到被举报人后,完全有条件、亦有能力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与被举报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取得联系,或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提供被举报网络交易经营者的有效联系人、联系方式、具体办公地址等信息,以尽到调查查找义务。

本案中,在现场检查发现被举报人搬离注册地址后,福田市场监管局既未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与被举报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取得联系,也未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提供被举报网络交易经营者的有效联系人、联系方式、具体办公地址等信息,甚至连被举报人的网店是否仍在经营问题都未进行核实,就直接认定被举报人下落不明,明显未尽到查找义务。判决撤销福田市场监管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福田市场监管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裁判规则

明确了行政执法领域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认定标准以及行政机关对此负有的尽职调查义务。

典型意义

对于规范网络销售行为、促进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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